文 / 刘国雄

 

张毅，湖南宁乡人，一级教授，药理学家，医学教育家。

1932年毕业于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

1938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

曾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大连大学医学院教授，大连医学院教务长、副院长，旅大市副市长，遵义医学院副院长。

学术兼职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名誉主任委员。

他致力于药理学研究，成绩显著。主编全国药学专业的《药理学》教材，在药理学教材建设及推动我国药理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毅教授

 

我是1951年初考入大连医学院的。1953年初因结核病休学一年半，于1954年秋季复学至53级。1958年，毕业并分配在大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组，被安排在张毅教授的办公室。我在张毅教授的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多年，对他渊博的学问、高尚的人格，深为敬佩。

张毅教授除了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到院部开会外，总是在教研组按时上下班，从没有见过他迟到或早退。他的案头总是摆满新到的英文书籍或杂志，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忙于阅读或写作。

张毅教授是建国后首批（1955年）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对研究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常常告诫大家，做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神秘，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既不要夸大，也不能缩小。他的这些言传身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除了培养研究生外，张毅教授还多次受卫生部委托举办师资进修班。历年慕名而来的进修生也为数甚多，可谓桃李满天下。

 

张毅教授

 

张毅教授历来十分关心我国药理学教材及参考书的建设。他不顾年迈，亲赴杭州参加由叶雨文和卞如濂教授主编的《基础药理学》一书的编写并担任主审（浙江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

此外，他还应邀参加杨藻寰、江明性教授主编的《医用药理学》（第二版）总论的编写及主审，以及由中山医学院主编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协编教材《药理学》的编写。

1980年6月，尽管天气已很炎热，他不顾劳累，亲自到武汉参加《医用药理学》的审定稿会议。对于国内后起之秀编写的大型参考书如《药理学实验方法学》《临床药理学》《中药药理与应用》等，他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此时，恶性肿瘤已经偷偷在他腹腔中生长。

师母曾提示过：“你的肚子怎么大了？”

他笑笑说：“我胖了。”

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很少考虑自己的健康。

 

张毅教授（左）指导刘国雄、孙安盛实验

 

张毅教授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历来很谦逊、谨慎，从不以权威自居，从来没有听他议论过谁的不足。

校内外、省内外来请教的人不少，他从来是诚恳相待，热心帮助。他交还替别人修改的稿件时，往往都要加上一句：“我改的也不一定就对，只供你参考。”

由于他作风民主，教研室教师在他面前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浙江省一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声称自己发现了心肌细胞可以再生，是国际首创，因而被我国的著名作家杨沫视为知识界的典型，写了报告文学在报刊发表，影响很大。但是，该研究工作由于实验方法不过关，本身误差很大，实验结果可信度不高，因而在同行中引起很大的争议。

于是，该青年专程乘飞机来到贵阳，然后转乘了5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遵义，找到教研组。当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他要求见张教授。教研组副主任苏成业同志考虑到张老师年事已高，而且有早睡的习惯，建议他明天早上八点再来。但该青年心急如焚，希望马上能见到张教授。

无奈之下，苏成业把情况电话告知了张老师。张老师说人家专门从浙江赶来，不容易。于是请该青年到他家用晚餐，餐后立即详细询问了他的工作，仔细看了他的论文和资料，给予充分的鼓励，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第二天该青年离开时十分满意，觉得张教授不但学术水平高，问题都能谈到点子上，而且为人诚恳。虽然是全国知名的专家，但一点不摆架子，而且还十分热情地给予招待。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张教授都是关怀有加，一视同仁。

 

前排右三为张毅教授

 

经全国科协批准，1979年9月9日至15日中国药理学会在成都成立。

在大会闭幕式上，张毅教授应邀作了“我国药理学的回顾与展望”的专题报告，并为国家科委正式批准，为1980年出版的《中国药理学报》写了创刊词。

在这次大会上，周金教授被推选为中国药理学会首任主任委员，张毅教授被推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药理学会成立之后，张毅教授建议建立地区性的药理学会进行活动，每两年一次。西南地区的与会代表一致建议，第一届西南地区药理成立大会定于1980年8月4日在贵阳举行。

此前，贵州省还没有建立生理科学会的学术组织。经贵州省科协批准，同意建立中国生理科学会贵州分会。

于是两会的成立大会和学术会议一并举行，并推举张毅教授负责统筹，具体由贵阳医学院的夏炳南主任和贵阳中医学院的孙学惠主任负责操办。

7月下旬张毅教授生病住院检查，发现患恶性肿瘤且已错过手术最佳时期，因此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师母知道后十分焦急，张老师却平静地劝慰她：“还可以依靠医生治疗嘛。能多活几年，多做些工作固然好。但是，如果马克思一定要见，也要想得开，人总是要死的嘛。”

就这样，张老师无法出席他亲自操办的西南地区第一届药理学术会议暨中国生理科学会贵州省分会成立大会，只写好了一个书面的开幕词由我代念。

 

1979年，部分教师与研究生、高师班学员、进修生合影，前排左三为张毅教授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复办大连医学院，1979年初大连医学院正式开院。当年由大连南迁到遵义来的教职员工和干部，绝大多数都希望把遵义医学院搬回大连。

而张教授却从全局出发主张：“大连医学院、遵义医学院，这两所院校都要把它们办好。这两所院校，我们都付出了许多劳动和心血，国家花了许多钱。办好两所院校，标志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四化建设’也需要我们同心协力办好这两所院校。大连条件好，要认真考虑把大连医学院这所老校恢复好，但也要照顾到遵义医学院继续办好。”

同时，他还主张：“要在办好两所学校的总原则下，考虑人员、图书、设备的去留问题。要上下充分发表意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拟定出一个既现实又双方感到满意、认为可靠的方案。自己人不要搞斗争哲学，要团结、协商、相互支援。人员的去留，要尊重本人的愿望。否则，两所学校都会受到损害，都办不好。”

在教研室，议论人员去留的时候，张师就明白表示：“成业（籍贯沈阳）可以回大连，国雄（籍贯福州）就不要回去了吧。”由于当时两省尚在谈判阶段，哪些人留哪些人走，都没有定论。但对张老师的安排，我是能够接受的。

张毅教授前半生为大连医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后半生又为办好遵义医学院操心献策，他对两所学校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和心血。

他说过：“过去我们把整个学校都搬了过来，犯了错误。现在把整个学校再搬回去，就重犯了过去的错误，何况贵州人民也需要这所学校。”遗憾的是在两省正式签约之前，张毅教授就因病逝世，后来的事态发展与老人家的设想出入甚大。

 

张毅教授（左）与刘国雄

 

1980年8月，张老师因患癌症，手术后在家休养。已经复办的大连医学院党政领导来信请他到大连休养，特别说明已替他准备好房子，另备有助手房子。

师母问张老师意见如何，他摆摆手说：“大连医学院刚复办，房子也很困难，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了。再说国雄的爱人身体不好，家里也需要他照顾，让他去不合适。”

遇事他总是先替别人着想，执意留在遵义休养。

在病中他一直惦记着：“我还有五个研究生没有毕业，还有几本书要编审，如果能再给我一年时间，我就满足了。”

化疗后，老人家体力越来越虚弱。外省请来会诊的专家都曾是张教授的学生，他们对张老师十分敬重，征询他对治疗的意见。

张教授说：“现在我是你们的学生，要向你们学习，听你们的诊治决定。”

对院内的医务人员，张教授也一再表示：“现在我是你们的病人，一切听从你们安排。”

整个住院期，医务人员异口同声认为：“老院长平易近人，是最合作、最容易伺候的病人。”

他立下遗嘱，身后将遗体解剖，把肿瘤制成标本，献给教学、医疗、科研使用。

在重病期间，他谦逊地总结自己：“我这一生一没有当绊脚石，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二没有阻碍年轻人的成长。我自己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只是把我自己所有的知识，通过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而我只是起到了垫脚石的作用。”

我们的国家和人类的社会多么需要这样闪闪发光的垫脚石啊！

住院期间，我们晚上轮流到病房陪宿，他交代的都是工作：“杨彤和张世武还没有独立的研究题目，要关心一下他们，不然以后他们会抱怨的。要和贵阳中医研究所植化室加强联系，他们能力很强，提取的东西需要做药理实验，正好可以和我们取长补短。这两次会开得很成功，你去要两份会议资料，一份给周金黄教授寄去，一份给宋书元教授寄去。”

他身在病房，心在工作。

2012年，1978级研究生拜谒恩师铜像

 

1980年11月30日，张老师离开了人世，我没机会向老人家告别，没有见他最后一面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张毅教授虽然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一生兢兢业业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是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努力进取、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张毅教授是一位善良的老者、真正的学者，不愧为后辈学习的楷模。张毅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毅给国雄的信

 

国雄同志：

你们目前情况如何？时以为念！

我们目前仍在进行有关苦参的实验工作有一定进展，关于该药的“平喘作用”是比较肯定的，至于作用机理和亚急性毒性的研究也在积极进行中，最近将对该药的实验工作作出初步总结。

关于教材有关总论的争论问题，我们对修改稿持有不同看法。经过教研组留校人员的讨论，我们认为原稿和修改稿不同之点，不是一般的次序安排或标题改变的问题，而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曾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复信，阐明了我们的观点。总的意见是，修改稿在某些方面有所前进，但在某些重要方面是后退了。

科研组和内科曾提出意见，希望我们把火焰光度计装备起来，以便在本年冬季到来，肺心病病人比较多的时候进行血液离子测定工作。希望你能将广州参观时所收集的资料交给我们，并把装配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告诉我们以便着手进行，至为盼荷。

此致

敬礼！

张毅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信件背景：

大连医学院于1969年5月南迁遵义，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1972年，经清队、整党之后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张老师此时也已回到教研室（实称连队）。

1973年，卫生部委托中山医学院主编全国通用的《药理学》教材，我们学校为参编单位。1974年上半年，教研室委派苏成业和我到广州参加教材定稿会议。会议期间我曾到中山医学院参观了解他们的火焰光度计怎样解决燃料问题，了解到他们是用汽油气化的土办法来解决燃料问题。

我根据他们的介绍，绘了一张安装图备用。我们教研室于1962年曾进口一台英国产的火焰光度计，做过不少工作，当时主要以天然气为燃料。南迁遵义后，这里没有天然气供应，因此机器无法开动。广州会议后我就下乡了。张老师这封来信，一是谈谈他对稿子的意见，最主要的是希望把火焰光度计赶紧安装起来。